九十年代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焦灼的烟尘味。

　　钢铁厂倒闭的消息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，一夜之间，整条工人街都变了颜色。

　　陈建国蹲在楼道口，把最后一根红塔山抽到过滤嘴发烫。

　　他刚过完四十岁生日，厂里第一批下岗名单上就印着他的名字，三个字，宋体，墨迹干透了，像是早就刻好的墓碑。

　　他不敢上楼，不敢面对孙丽娟那张越来越不耐烦的脸。

　　孙丽娟在纺织厂做统计员，厂子还撑着，效益也不算太差。

　　她每天穿着熨帖的衬衫出门，脚踩一双擦得锃亮的中跟鞋，头发烫着时兴的波浪卷。而陈建国已经三个月没买过一件新衣服了，那件深蓝色的工装外套袖口磨出了白边，领子上的油渍怎么都洗不干净。

　　开始的时候，他还出去找过活干。

　　去建筑工地搬了三天砖，腰肌劳损的老毛病犯了，疼得直不起腰。去货运站扛了几天包，人家嫌他动作慢，第四天就没叫他。后来他就不出门了，天天窝在家里看电视，从早看到晚，看完早间新闻看午间剧场，看完午间剧场看晚间报道，遥控器按得啪嗒啪嗒响。再后来，连电视也不看了，就坐在阳台上喝酒，从中午喝到天黑，空酒瓶子在墙角码了一排又一排，绿莹莹的，像某种畸形的植物。

　　孙丽娟一开始还劝，后来不劝了，再后来连看都不看他一眼。

　　她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，出门的时候在镜子前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。

　　衣柜里多了几件以前舍不得买的东西——一件黑色的羊绒衫，质地柔软，贴在身上勾勒出腰身的曲线；一条深灰色的呢料长裤，裤线笔直，显得腿又长又直；还有一双黑色的长筒皮靴，靴筒刚好裹住小腿，鞋跟又细又高，踩在地板上笃笃地响。

　　这些东西都不是工人街的女人能轻易拥有的，陈建国问过一次，她说单位发的奖金，他没再追问，但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，不疼，就是不舒服。

　　他知道孙丽娟长得好看，喜欢好看的东西。

　　结婚那年她二十二岁，穿一件红色的棉袄，辫子上扎着红丝带，把厂里所有的年轻姑娘都比下去了。

　　十五年过去，她生过孩子，腰身却一点没走样，皮肤保养得白净细腻，笑起来眼角的细纹不但不显老，反而添了一种成熟女人才有的韵味。

　　厂里的男人背地里叫她“纺织厂一枝花”，这称呼从她二十多岁一直叫到她三十七岁，从来没换过人。

　　而现在，这朵花正在一点一点地从他手里开败，或者说，正在一点一点地移到别人的花瓶里去。

　　那个“别人”，孙丽娟叫他“周厂长”，其实就是厂里的一个副职领导，管后勤的，姓周，大名周德茂，五十二岁，老婆死了六年，一直没续弦。

　　周德茂长得不起眼，个子不高，头顶已经秃了一圈，剩下的头发梳得油光锃亮，肚腩把皮带撑得往下坠。

　　但这个人有个好处——他手里有实权，能批条子，能分房子，能在工资表上多添一笔奖金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他对孙丽娟有意思，那意思从去年年底就开始了，一开始只是多看两眼，后来变成顺路捎她回家，再后来顺路的借口都不用了，直接绕半个城送她。

　　孙丽娟没有拒绝。

　　她不但没有拒绝，还开始主动。

　　这是陈建国后来才知道的事——她是怎么在办公室里故意把茶泼在周德茂的桌上，弯腰擦的时候领口微微敞开；是怎么在年底聚餐的时候坐在他旁边，敬酒的时候指尖不经意地碰他的手背；是怎么在某个加班的晚上，“碰巧”在走廊里遇见他，“碰巧”没赶上最后一班公交车。

　　一切都是计算好的，精准得像钟表匠手里的齿轮，每一个咬合都恰到好处。

　　周德茂没扛住。

　　一个单身了六年的五十多岁男人，面对一个三十七岁、风韵犹存、主动贴上去的女人，他能扛住什么？他很快就被迷得五迷三道，开始给孙丽娟买东西——先是商场里的衣服鞋子，后来是一条细细的金项链，再后来是一枚不大不小的钻戒。

　　他带她去市里最好的饭店吃饭，甚至暗示她，等时机合适，他会跟她结婚。

　　孙丽娟得意极了。

　　她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，女人这辈子就那么几年好光景，再不抓住就什么都没了。

　　陈建国已经废了，那个男人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她凭什么要跟他一起烂在工人街这间漏风漏雨的老房子里？

　　一九九七年，深秋。十一月二十四号。

　　这个日子后来在派出所的卷宗里、在法院的判决书上、在晚报社会新闻版的豆腐块文章里，被反复提到过。

　　但对于陈建国来说，他记住的不是日期，而是一些画面——灰蒙蒙的天，梧桐树上最后几片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，他拎着半瓶红星二锅头从巷口的杂货店出来，手插在裤兜里，低着头沿着马路牙子往回走。

　　他喝了多少，自己也记不清了。

　　酒喝到一定程度，世界就会变成一种奇怪的样子——路灯的光晕会放大，汽车的声音会变远，自己的脚步会变得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轻飘飘的。

　　他就那样晃悠悠地走着，路过纺织厂家属院门口的时候，听见身后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。

　　他下意识往路边让了让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
　　那是一辆黑色的桑塔纳，九成新，车漆在路灯下泛着暗沉沉的光。

　　车开得不快，缓缓地靠向路边，在离他十来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。陈建国本来没在意，但车停的位置恰好是他家楼下，他不由得多看了两眼。

　　车里的人没有立刻下来。

　　驾驶座的门开了条缝，又关上了。

　　透过车窗，他隐约看见两个人影在车里挨得很近，副驾驶座上的人侧过身去，两只手搭在驾驶座上那个人的肩膀上，两个人的脸贴在了一起。

　　陈建国眯着眼睛看了几秒钟，酒精让他的大脑反应迟钝，他没有第一时间认出那件黑色的风衣、那个波浪卷的发型、那双搭在男人肩膀上的手。他只是觉得那个人影有点眼熟，像是谁，又想不起来是谁。

　　然后副驾驶的门打开了，一个女人从车里出来，先整理了一下头发，弯腰对着车窗说了句什么，脸上的笑容还没收干净。

　　她转过身来，路灯的光正好打在脸上。

　　陈建国像是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冰水，整个人猛地僵住了。

　　那是孙丽娟。

　　是他老婆。

　　是她今晚出门前对着镜子仔细打扮了一个小时的理由。

　　是她身上那件新买的黑色双排扣风衣，是她脖子上那条他从来没见过的细细的金项链，是她脚上那双跟了她三个月却从来没跟他说过价格的长筒皮靴。

　　她弯腰又朝车里笑了笑，车里的人递给她一个纸袋，她接过去抱在怀里，转身往单元门走去。

　　细高跟踩在水泥路面上，笃，笃，笃，一声一声的，像是有人拿钉子往陈建国的太阳穴里钉。

　　陈建国没有动。

　　他站在路边的梧桐树后面，树干的影子把他整个人遮住了。

　　他看着那辆黑色桑塔纳又停了一会儿，车里的男人把车窗摇下来，朝孙丽娟的背影看了一眼，然后发动引擎，缓缓开走了。

　　车经过他身边的时候，他看清了驾驶座上的人——周德茂。

　　那张秃顶油腻的脸他见过，在纺织厂门口，在工人街的早点摊上，在无数次孙丽娟“加班”的借口里。周德茂没有看见他，方向盘一转，桑塔纳汇入了主路的车流，尾灯渐渐变成一个模糊的红点，最后消失了。

　　陈建国在原地站了很久，手里还拎着那半瓶二锅头，夜风灌进他的领口，冷得他打了个哆嗦。

　　他把瓶盖拧开，仰头灌了一大口，酒液顺着喉咙烧下去，烧出一道滚烫的痕迹。

　　他把瓶盖拧好，把酒瓶揣进外套口袋里，一步一步朝单元门走去。

　　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两盏，三楼以上就全黑了。

　　他摸黑上楼，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，每一步都沉重得像在泥潭里跋涉。

　　四楼，他家的门。

　　门虚掩着，透出一线昏黄的灯光。

　　他推门进去。

　　客厅里，孙丽娟正背对着他弯腰脱靴子。

　　她把右脚的靴子蹬掉了，露出一只裹着白色短袜的小脚，脚趾微微蜷着踩在地板上。左脚的靴子还没脱，紧身的黑色长裤塞在靴筒里，勾勒出小腿的线条。

　　她把脱下的风衣随手搭在椅背上，身上只剩那件黑色的羊绒衫，贴身的质地把她腰身的曲线毫不遮掩地展现出来——腰很细，胸脯丰满，肩膀的线条柔润好看。

　　她一只手撑着鞋柜，另一只手够着去解左靴的拉链，动作是那种不自知的妩媚，大概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。

　　陈建国把门关上了。

　　门锁咔嗒一声，声音不大，但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。

　　孙丽娟的手停了一下，没回头，语气随意得像在跟空气说话：“回来了？饭在锅里，自己热一下。”

　　陈建国没动。

　　他靠在门上，两只手插在裤兜里，右手攥着那个二锅头的瓶子，指节捏得发白。

　　他看着孙丽娟的背影，看着她脖子上那根细细的金链子在灯光下闪了一下，看着她那只还穿着靴子的脚踩在地板上，靴跟蹭出轻微的声响。

　　“刚才谁送你回来的？”他开口了，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平静。

　　孙丽娟的手顿了一下，然后继续解靴子的拉链。“同事，顺路捎了一程。”

　　“哪个同事？”

　　拉链拉到一半的声音，嘶的一声，停了。

　　孙丽娟直起身来，终于转过头看他。她的表情从随意变成审视，眉头微微皱起，眼睛在他脸上扫了一圈，大概是在判断他喝了多少、醉到什么程度。

　　她很快下了判断——醉鬼，不用当真。

　　“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”她说，语气里带着那种他已经听了一百遍的不耐烦，“顺路的车，谁开不一样？”

　　“周德茂顺路？”陈建国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声音有些发抖，但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他要把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，不让自己在酒精里含糊过去，“纺织厂的周德茂？大老远的从城东绕到城西，就为了顺路送你回家？”

　　孙丽娟的动作彻底停了。

　　她直起腰来，两只手垂在身侧，转过身正对着他。

　　客厅的灯光从她头顶照下来，在她脸上打出明暗分明的光影。

　　她看着陈建国，眼神在很短的时间里变了又变——先是惊讶，然后是慌乱，然后是某种东西被打碎之后的索性破罐破摔。

　　“你看见了？”她问。

　　“你觉得自己藏得很好？”陈建国从口袋里掏出酒瓶，拧开盖子又灌了一口，酒液顺着他下巴滴在衣领上，“你觉得我天天喝酒喝傻了，什么都看不出来？你身上的香水味，你脖子上这条链子，你这身衣服，这双靴子，你告诉我，你这个月工资多少，够买几样？”

　　孙丽娟的下巴微微抬了起来，那是她生气时的习惯动作，以前他觉得可爱，现在只觉得刺眼。

　　“那你想怎么样？”她说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冰冷的干脆，“你想让我跟你一起在这儿烂下去？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陈建国，你照照镜子，你还有个人样吗？四十岁的人，天天抱着酒瓶子过日子，工作没有，钱挣不来，孩子的生活费都拿不出来，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”

　　“我没资格？”陈建国松开靠在门上的身体，往前走了两步，“我是你男人。”

　　“你是我男人？”孙丽娟笑了一声，那笑声又短又尖，像是什么东西被折断的声音，“你看看你自己，你算个什么男人？你连自己都养活不了，你跟我说你是男人？陈建国，我跟你过了十五年，十五年！房子这么点大，钱没有一分存款，我买件衣服都要偷偷摸摸的怕你说，我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你觉得我不委屈？”

　　她越说越快，越说越尖，那些话像是憋了太久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，不管不顾地往外涌。

　　她甚至忘了自己一只脚光着、一只脚还穿着靴子，就那么半歪着身子站在鞋柜旁边，两只手比划着，声音在狭小的客厅里来回撞。

　　“周德茂是比你大，是没你高，可他至少能给我一个体面的日子！你知道他送我的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吗？你知道他打算跟我结婚吗？结婚！你听清楚没有？他五十二岁了还想娶我，你才四十岁你就不要我了，不是我不要你，是你自己不要你自己！”

　　“周德茂给你什么了？”陈建国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，他几乎是在吼了，“他就给你买了几件衣服，你就让他亲你？你就让他摸你？你就——”

　　“我乐意！”孙丽娟毫不客气地怼了回去，声音比他更大，“我告诉你陈建国，我就是让他亲了，就是让他摸了，怎么了？你吃醋了？你早干什么去了？你在家喝大酒的时候你想过我吗？我加班到晚上九点十点回来，你在沙发上睡得跟死猪一样，锅里的饭还是我从食堂打回来的！你有资格问这些吗？”

　　陈建国的手在发抖，酒瓶在他的掌心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

　　他看着她，看着她因为愤怒而微微泛红的脸颊，看着她又挺直了腰板、把胸脯挺起来的那个姿势——那不是无意识的动作，那是一种宣示，一种对自己身体的宣示，意思是，这是我的资本，我想给谁就给谁。

　　“你要跟我离婚？”陈建国问。

　　“离！”孙丽娟斩钉截铁地说，一个字都不犹豫，“明天就去办，谁不去谁是孙子！这套房子我也不要，我就带着孩子走，我告诉你，周德茂那边有两居室的楼房等着我，暖气烧得热乎乎的，比这儿强一百倍！”

　　孩子。她说到了孩子。陈建国的脑子嗡了一下，像是有人在他耳朵边上放了一挂鞭炮。

　　他想起女儿今年十二岁，上初一，每天背着书包从这个漏风漏雨的家里走出去，眼睛里的光一点一点暗下去。他想起女儿上次家长会，他没有去，因为他喝多了，是孙丽娟去的，穿着那件黑色的羊绒衫，踩着那双细高跟的靴子，活脱脱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。

　　他不知道女儿的班主任看见这样一个母亲，心里会怎么想。

　　“你带着孩子去嫁给他？”陈建国的声音突然哑了下去，像是嗓子里的弦断了，“你让咱闺女管那个秃顶叫爸？”

　　“比你强。”孙丽娟冷冷地说，“至少他不打孩子，不给家里添乱，不让孩子丢人。”

　　陈建国终于动了。

　　他上前一步，右手从裤兜里抽出来，那个二锅头的绿瓶子在灯光下划出一道弧线。

　　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举起的手，也不知道自己用了几分力气，他只知道下一个瞬间，酒瓶砸在孙丽娟的额角上，发出一声闷响，那种响声不是玻璃碎裂的清脆，而是骨头和钝器碰撞之后、皮肉和血液涌出来的那种沉闷的、湿漉漉的声音。

　　孙丽娟没有叫出来。

　　她整个人往旁边歪了一下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推了一把，一只手本能地去捂额头，另一只手抓住了鞋柜的边缘。

　　血从她的指缝里渗出来，顺着她的眉骨往下淌，流到眼眶里，把那只眼睛染成了红色。她眨了眨眼，脸上的表情不是疼，是那种完全的、彻底的、不可置信的惊愕——她没想到他会动手，从来没想过，哪怕在她骂得最凶的时候，她都没想过。

　　“你……”她张开嘴，声音已经不是刚才那个又尖又利的声音了，而是变成了某种含混的、沙哑的气音，“陈建国你……你敢打我？”

　　陈建国没有说话。

　　他低头看着自己手里的酒瓶，瓶身上有血，不是很多，几滴，沿着绿色的玻璃往下流。

　　他觉得自己应该感到惊讶，或者害怕，或者后悔，但是都没有。

　　他只是觉得胸口有一团火在烧，越烧越旺，越烧越烫，烫得他整个人都要炸开了。

　　孙丽娟开始往后退。

　　她一手捂着额头，一手在身后摸索着，试图找到一条逃跑的路线。

　　她那只光着的脚在地板上打了个滑，她踉跄了一下，身体歪了歪，左脚的靴子在地板上跺了一下，发出一声脆响。

　　她看清了陈建国手里的那个酒瓶，看清了他脸上的表情，那一瞬间，恐惧终于盖过了愤怒和惊讶，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。

　　“别……别过来……”她说，声音在发抖。

　　陈建国朝她走过去。他没有跑，没有冲，就是一步一步地走，像是走在一条他不得不走的路上。

　　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孙丽娟，盯着她额头上的血，盯着她因为恐惧而睁大的眼睛，盯着她那件黑色羊绒衫包裹着的、还在剧烈起伏的胸口。

　　他又举起了瓶子。

　　这一次孙丽娟试图躲，她侧过身去，想往卧室的方向跑，但那只穿着靴子的脚绊住了那只光着的脚，她整个人失去了平衡，朝前扑倒的时候，第二下砸在了她的后脑勺上。

　　那个声音比第一次更沉闷，像是把什么东西塞进枕头里再用力捶打的那种声音。

　　孙丽娟扑倒在地上，她的手从额头上滑开，血糊了她半张脸，她张嘴想喊，但是只发出一声含混的呜咽。

　　陈建国蹲下去，抓住她的头发把她从地上拎起来一点，第三下，第四下，他已经记不清自己砸了多少下。

　　那个绿色的酒瓶终于在某一下的时候碎了，玻璃碴子飞了一地，碎裂的声音在狭小的客厅里炸开，听起来像是一声尖叫。

　　他扔掉瓶嘴，又去找别的瓶子——墙角那一排绿莹莹的空瓶子，他随手抓了一个，拧开盖子把酒倒掉，然后继续。

　　他停下来的时候，孙丽娟已经不动了。

　　她趴在地上，脸侧向一边，眼睛半睁着，瞳孔涣散地看着某个虚无的方向。

　　血从她头上流出来，在地板上一摊一摊地洇开，颜色从鲜红慢慢变成深红，最后几乎是黑色的。

　　她那件黑色的羊绒衫吸了很多血，颜色和衣服本身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哪里是布料的黑、哪里是血液的黑。她那条紧身的长裤还好好地穿在身上，裤线还是笔直的，像她出门时精心打理过的那样。她左脚上的靴子还在，鞋跟朝上，靴筒紧紧地裹着小腿，拉链拉得严丝合缝；右脚光着，裹着白袜的小脚蜷缩在地上，脚趾微微内扣。

　　陈建国站在她身边，低头看着这一切，胸口那团火烧完了，现在只剩下灰烬。

　　灰烬是凉的，凉的让他觉得从头到脚都冷。

　　他走到沙发边坐下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，用沾着血的手指夹着，打火机打了三下才打着。

　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慢慢散开。

　　他抽完一根，又点了一根。

　　客厅里安静极了，只有老式挂钟在嘀嗒嘀嗒地响，指针指向晚上九点二十三分。

　　他想起女儿今天住校，周末才回来，也就是说他有两个晚上可以处理这一切。

　　他站起来，走到孙丽娟身边，又蹲下去。

　　他仔细地看她的脸——血糊住了大半边，但剩下的那半边还能看出她生前的样子，皮肤白净，眉形修得整齐，嘴唇上还残留着口红的颜色。

　　他突然笑了一下，笑声很轻，像是从嗓子眼里漏出来的一点气音。

　　“你说你是不是骚？”他对着那张不会回答的脸说，声音沙哑，“穿成这样去跟一个老头子搞，你是不是骚？你穿这双靴子的时候你想过没有，你走在大街上，多少人看你这双腿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就是骚，你就是欠……”

　　他说不下去了，喉头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

　　他把烟叼在嘴里，腾出两只手去抓孙丽娟左脚上那只靴子。

　　靴子穿得很紧，他拽了两下才拽下来，连着靴子一起拽下来的还有那条紧身长裤的裤腿，因为裤腿是塞在靴筒里的，靴子一脱，裤腿就翻了出来，露出一截白净的小腿。

　　他把靴子扔在一边，又把她的长裤从腰上往下扒，皮带扣硌了一下他的手指，他粗暴地扯开了它。

　　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。

　　也许是因为不甘心，也许是因为愤怒，也许是因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、肮脏的、扭曲的占有欲——这个女人是他的，她不能就这样被别人抢走，她的身体是他的，他要用最后的方式证明这一点。

　　又或者他根本没有想那么多，他只是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还没烧完，还差一点，还要最后一把火。

　　一切结束后，他靠在沙发上喘了很久，烟已经灭了，烟灰掉在他的裤子上，他也懒得掸。

　　他把裤子的拉链拉上，站起来，弯腰把孙丽娟从地上拖起来——她比他想的重，死人的重量和活人不一样，活人会配合你，死人是纯粹的重，每一斤都是往下坠的。

　　他拖着她穿过客厅，拖进卫生间，她的后脑勺在门框上磕了一下，发出空洞的声响，他低头看了一眼，没有理会。

　　卫生间里，他把她的身体靠在浴缸边上，打开水龙头。

　　水流哗哗地响，冲在白色的瓷面上，渐渐变成了粉红色。他从厨房找出两卷垃圾袋和一把生了锈的菜刀，放在卫生间的地上，然后他直起腰来，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。

　　镜子里的人满脸是血，眼神空洞，像一头从深山里走出来的、迷了路的野兽。

　　他拧开水龙头，慢慢地洗掉手上的血。

　　水是凉的，凉得他骨头疼。

　　他一边洗一边小声地骂，骂孙丽娟，骂周德茂，骂那间倒闭的钢厂，骂自己这辈子走过的每一条路。

　　他的声音很低，低到只有他自己能听见，在哗哗的水流声里，像是一段被淹没了的、无人接收的残破电波。

　　水声停了。

　　老式挂钟又嘀嗒了几声，走到九点四十五。

　　楼下传来谁家电视的声音，是当时正热播的电视剧，主题曲唱到了高潮部分，熟悉的旋律飘上来，穿过老旧的窗框，在走廊里回荡了几圈，最终消散在深秋的夜风里。

　　工人街还是那条工人街，梧桐树还在风里摇晃叶子，杂货店的灯还亮着，卖烟酒的老板娘还在柜台后面嗑瓜子、看小电视。

　　谁都不知道，在这条街上一扇普通的窗户后面，一个男人正在计划着怎样把一个女人从这世上彻底抹去。

　　她再也不会穿着那双靴子从这条街上走了。

　　再也不会有笃笃笃的脚步声在夜晚的楼道里响起来了。

　　她的风衣还挂在客厅的椅背上，她的靴子一只在鞋柜边，一只在沙发脚旁，她的金项链断了，不知道滚到了哪个角落里，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，发着最后一丝细微的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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